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重要的问题。简单来说：很有必要，但这套体系不能、也不应该完全“独立于”传统交规，而应是在其基础上进行深刻的演进和重构，并引入全新的核心要素。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分析：
责任主体的模糊化：传统交规中，责任主体明确为驾驶员。而在自动驾驶中，责任链条被大大拉长，可能涉及：
过错认定逻辑的颠覆：传统责任认定基于“过错”——违反交通规则（如闯红灯、超速、未注意观察）。但对于高度自动驾驶系统，其决策是基于算法和海量数据，其“过错”可能是：
证据形式的改变：传统事故依赖目击者、刹车痕、车辆位置等。自动驾驶汽车则会产生海量的、结构化的驾驶数据记录（类似于“黑匣子”），包括传感器原始数据、系统状态、决策逻辑链、远程交互记录等。如何合法、合规地采集、存储、分析、共享这些数据，并保护隐私，需要全新的证据规则。
产品责任与交通责任的交叉：当事故源于系统故障时，它更接近产品责任问题（如汽车刹车失灵），而非驾驶员操作失误。这要求将传统的交通法规与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深度融合。
分层级的责任框架：
基于“预期功能安全”的监管与标准：不仅要检查车辆“是否合规”，更要评估其在复杂真实世界中的整体行为安全性。监管机构需要建立一套衡量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性能的量化指标和测试认证体系，作为判断其是否“无过错”或“有过失”的基准。
全新的数据与证据规则：
保险模式的根本变革：
伦理决策的法治化：对于不可避免的事故（道德困境），社会需要通过立法或行业规范，对算法的决策优先级（如保护乘客vs保护行人）做出透明化的约束，并将其作为产品安全评估的一部分，但不能让制造商完全自由定义伦理规则。
有必要建立一套“全新”的责任认定体系，但它的基础仍然是传统的道路交通安全目标（保护生命、维护秩序）。这套体系是“演进”而非“革命”。
它应该：
最终，这将是一个法律（交通法、侵权法、产品责任法）、技术标准、保险制度和监管实践协同创新的结果。全球各国（如德国的《自动驾驶法》、欧盟的AI法案、美国各州的尝试）都正在这条路上探索，目前尚无完美答案，但建立适应性的新体系已是必然趋势。
